处于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面临着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在持续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政府指导经济工作的基本策略。“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则必须有投入，有投入才能有产出。本文侧重从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发展中国家及区域经济对投资的需求，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投资的优先顺序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马克思认为，不断地积累资本，即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以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是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的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而资本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扩大再生产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而“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一个抽象”。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理论，而他对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现稳定增长条件的分析。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动人心魄的由剩余价值积累率、资本有机构成、剩余价值率三个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提出经济增长理论的是古典学派。斯密和李嘉图都强调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的规模，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
到本世纪30年代，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理论”解释及试图解决萧条和失业问题。到40年代，哈罗德将凯恩斯的理论动态化，在其《动态经济学导论》中，提出了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与此同时，多马也提出了与哈罗德基本相同的理论，二者合一即为众所周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率（或国民收入增长率）是由储蓄及资本与产量的比率来决定的，并且强调了资本积累（储蓄率）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撇开回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这一根本缺陷不谈，仅就这个模型的基本方程所表达的数量关系而言，与上述马克思增长模式有其相通之处。
现代西方经济学界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最接近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式的，是以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增长模式（也称作“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该理论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出发，认为投资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它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分配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个模型的特点是把经济增长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模型认为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积累率和利润的储蓄率，如果实现的利润率低于预期的利润率，就会导致资本积累率的波动，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从分析的方法看，该模型是对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式的回归，其利润收入的储蓄率相当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积累率。但与马克思模式相比较，其根本缺陷也在于未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去探究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性的根源。
总之，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派，都强调了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亦即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首先实现资本积累。
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人们日益关注的四大问题。而发展中国家是发展冲动最大，人口、生态、环境、粮食等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晚、较慢，因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和紧迫。
要发展就需要有投入，有投入才能有产出。而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稀缺的生产资源，因此，资本存量的多寡及资本形成的快慢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是储蓄，储蓄是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从再生产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储蓄又称为“资本积累”。根据国民收入均衡条件（投资＝储蓄），假定既定的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那么储蓄就等于投资，从而投资过程就是资本积累过程。
众所周知，先行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靠掠夺的手段来完成的。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百万黑奴开发西部，英、荷等海上列强对殖民地的掠夺等等。而中国则主要是依靠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来实现工业化的。当17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之时，在中国则正是清军入关定鼎北京的时候；当19世纪中叶，已经积累了二百年、羽翼丰满、气势如虎的英国人将鸦片强行“输送”给中国人并用洋枪洋炮对准中国人之时，没落的满清封建帝国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因此，我们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因而我们对积累、对资本的需求就更为迫切！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前提——我国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贫穷落后的前提下起步的；正因为有这样的现实状况——我国的综合国力还很不强壮，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党中央才提出我们还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要求我们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快更好地进行“资本积累”。
对于区域经济来说，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投资，发展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区域经济，就没有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了，整个国民经济也就发展了，综合国力也就提高了。千方百计增加投入，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对于基础条件较差，起步较晚的地区来说，外延扩大再生产是无法逃避的必经之路。外延扩大再生产，主要通过增加投入、创造新的生产能力来实现。
当代经济理论认为，资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国际资源。依照马克思主义及西方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国际分工理论，发达国家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为寻求更大的市场，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经济利益，必然要进行资本输出；而欠发达国家则正“等米下锅”，即便是让人家揩一些油，也总比扎起脖子挨饿强。事实上，用人家的钱买米吃，也能养壮身体；待养壮了身体，用不用你的钱买米就另当别论了。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不管是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论”，抑或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还是“里昂惕夫之谜”，都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国际资源应该共享，尽管共享是有条件的，有时甚至是不平等的。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弥补因国内资金短缺而造成的投资不足，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其主要形式是外商在我国境内兴办独资、合资、合作企业（统称“三资企业”）。实践证明，“三资”企业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大大加快了整个中国的产品更新换代步伐，提高了整体工业水平（当然不排除其它领域或行业的外资的作用）。合资不仅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技术和管理，它逼着我们“拔高”，逼着我们去与国际惯例“接轨”；外资企业介入中国经济以后，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它促进了国内企业提高市场竞争的能力。因此，外商直接或间接投资办企业，只要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经济的整体利益，这样的投资就多多益善，这也是对重要国际资源的一种竞争。其实不止是资金从发达国家单一地流向不发达国家，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吸引别国的投资。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外债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多，正是因为它采取了利用外资的政策。
要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充分就业。从狭义的角度讲，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其主要工作目标无非两个，一个是要实现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以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事业对资金的需求；一个是充分保障就业，做到安居乐业，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毫无疑问地必须通过投资兴办企事业来完成。
就业问题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的合理利用问题。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率过快，使大量的人力资源闲置或不得其用，同时又存在着大量的劳动者素质低而造成人力资本的高度匮乏。目前北京市有几十万人的下岗队伍，郊区农村也存在着潜在的或隐蔽的失业问题。人们对失业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比对通货膨胀还要脆弱。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主导产业的选择上，目前比较权威的仍然是霍夫曼理论。霍夫曼认为，一国或一个地区，只有到工业化后期，资本品工业才能成为其主导产业。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前期，应把消费品工业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这个理论对区域经济主导产业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消费品工业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这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更有利于发展地区优势；消费品工业一般为劳动密集型，技术要求相对较低，这与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村的技术水平相适应；同时，消费品工业一般所需资金较少，更容易上马。因此，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应把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工业特别是能够利用本地资源的消费品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来选择。
从严格意义上讲，技术密集型当然比劳动密集型要好，并且也是今后发展趋势；但是，我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需要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安置问题；再说哪有那么现成的技术密集型项目要你干？有了技术密集型项目大量的资金投入从何而来？所以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本无孰优孰劣，还是要量米造饭、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需要投资，而资本积累是增加投资的前提；发展中国家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投资的需求十分迫切；在国内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要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在投资项目的选择上，要把就业问题放在优先位置来考虑，把有限的资金尽量投放在利用本地资源的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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